甘肃武威民勤县红沙岗镇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，几座砖红色建筑静静矗立。地下14米深处，我国完全自主建造的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正在满功率运转。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在运行的同类型反应堆。
2024年10月，这里成功实现了世界上首次熔盐堆加钍实验。如今，这里产生的实验数据将为下一座10兆瓦研究堆打下扎实基础。
整整17年，身为实验堆工程总经理和调试总指挥，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戴志敏与团队从“零”起步，从上海到荒漠，在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为我国掌握第四代先进核能技术，探索开拓出一条可行之路。
获评2026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，戴志敏用两次“出走”来概况自己的科研生涯：从嘉定去张江，为上海光源建设奋战15年；从上海到武威，在戈壁滩上点燃钍堆——他的人生轨迹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交织。“为祖国点亮科技与能源的希望之光，就是我心中的最美时刻。”
从嘉定到张江：点亮“鹦鹉螺”创新之光
2009年5月，上海浦东张江，“鹦鹉螺”亮相——上海光源首批7条光束线站正式向全国用户开放。《自然》杂志撰文评价，这标志着“中国加入世界同步辐射俱乐部”。
周长432米、能量3.5GeV的电子储存环里，电子束以近光速飞驰，发出亮度为普通X光上万倍的同步辐射光。戴志敏正是光源最大的核心装置——储存环的分总体负责人。
从1995年博士毕业留所加入上海光源团队起，经过15年的坚持与奋战，戴志敏已成长为光源队伍中最年轻的骨干之一。光源建成后，当年6月他就升任副所长，兼任上海光源总经理助理、加速器物理与射频技术部主任。
就在上海光源如日中天之时，时任上海应物所所长徐洪杰把戴志敏叫到一边：“科学院要重启核裂变能研究，没论文、没奖项、二三十年才见成效，你愿不愿过来开辟新战场？”完全可以在既有功劳薄上“躺平”的戴志敏，没有丝毫犹豫：“能做国家需要的事，是一种幸运。”
当时，全球民用核能主流选择了压水堆路线，美国橡树岭实验室早已放弃熔盐堆技术，并将部分资料公开。我国上世纪70年代也曾研发过钍基熔盐堆，但受限于当时的工业能力，最终也转向了压水堆。
这意味着，戴志敏即将踏入一片从未有人成功过的“无人区”。2011年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“未来先进核裂变能——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”正式启动。戴志敏和徐洪杰一起，说动了一批上海光源的核专业骨干“就近转行”。
立项之初，团队面临“三无”困境：无技术、无团队、无工业基础。“那时，戴所和我们一起，把美国解密的资料都快翻烂了，发现有些参数和工艺路线根本不适应中国的工业体系。”熔盐工艺系统负责人汤睿回忆，从最基础、最核心的合金材料、熔盐化学入手，团队一步步攻克难关，摸索建堆的中国路径。
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学术中心
从上海到武威：戈壁滩写下核能传奇
接下来的数年内，戴志敏与团队一起，一边在嘉定园区搭建仿真堆验证实验堆关键技术，一边辗转大江南北为实验堆选址。
2017年，经过漫长的选址，实验堆最终落户甘肃民勤的戈壁荒漠。“第一次来，这里除了沙子和梭梭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上海应物所党委书记、副所长李晴暖回忆起初见戈壁的场景，仍感慨万千。
为了这片2400公里外的科研飞地，戴志敏与团队开始了“候鸟”生活——单程十几小时的奔波已是家常便饭，为了推进建设进度，他经常一连十几天、几十天驻守在戈壁。实验堆副总工艺师金江记得，建设初期，戴志敏常带头就近住在红沙岗镇上当地村民开的小旅店里。
2023年夏天，钍堆项目建设到了最吃劲的关头——刚拿到运行许可证不久，正准备进行首次加料，管道内的熔盐却意外发生冻堵。“当时感觉十几年的心血可能要打了水漂。”汤睿说。
关键时刻，戴志敏展现出了“定海神针”的作用。他没有责备任何人，而是第一时间稳住阵脚，和徐洪杰老所长一起迅速组织团队分析故障原因、研判解决问题。
45℃的设备间里，戴志敏常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由于安全规定，连水都不能喝，他紧盯着仪表盘，逐丝排查异常。“戴所能把整个项目的技术、安审、管理全盘讲清楚。”材料研究部主任黄鹤飞说，作为现场总指挥，他组织大家积极抢修的同时，果断启动备用方案，最终解决了熔盐冻堵问题。
2023年10月11日，实验堆首次临界成功；2024年6月17日，实现满功率运行，热功率达到2兆瓦、堆出口温度650℃。巧合的是，57年前的同一天，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。
在随后的加钍实验中，有一道关键工序：通过十几米长的管道，将钍燃料胶囊送入高温、强辐照的堆芯。这步操作看似简单，实则容不得半点差错——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当年做同类操作时，曾多次发生胶囊脱落掉进堆芯的事故。
对中国团队而言，这种事故只要出一次，加钍实验就直接失败，中国钍能的星星之火也可能就此熄灭。戴志敏带着技术人员把每个环节拆透，深挖美方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先后讨论了十几种预案，最终定下 “机械连锁耦合阀门供气物理隔绝”的双重冗余保护方案。最终，33枚燃料胶囊全部成功送入堆芯，实现零失误。
从当下到长远：为核能创新铺就未来路
在戴志敏看来，大科学工程不仅要出成果，更要出人才、出机制。徐洪杰与他早年就定下了“不发论文、不报奖项”的规矩，要求团队把全部精力留给工程本身。
然而，高强度的工作透支了他的健康。去年，戴志敏罹患重病。与病魔抗争9个月，术后刚能下床的他，不顾家人劝阻，执意回到工作岗位。“实验堆在运行，研究堆正在筹建，团队离不开领头人，我想在有生之年把事做成。”他每周至少来所里工作3天，把有限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工作中。
戴志敏的办公室里，挂着钍基熔盐堆“三步走”的路线图：实验堆已经运行，旁边即将兴建10兆瓦钍基熔盐研究堆，到2035年左右要建成百兆瓦级示范工程。此外，在实现钍堆产业化的进程中，还要全力推动“东西联动”的创新布局：设计研发与装备制造在上海，涉核实验与示范在甘肃。这不仅是为了国家能源安全，更是为了将“烧钍”技术推广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钍资源丰富的国家。
从上海光源到戈壁熔盐堆，戴志敏用自己的每一点滴言行，诠释了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担当。正如他常说的：“大工程少了谁都不行，但要有人去把这根弦绷紧。”在红沙岗的漫天风沙中，他就是那根最紧的弦，用生命谱写着一曲属于中国核能的乐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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